在剛剛過去的國際檔案日宣傳周期間，檔案館的民生服務再“上新”：全國首個跨省域民生檔案查詢利用平臺——京津冀檔案共享利用服務平臺上線試運行。回望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從籌建檔案館起步，不斷發展壯大檔案的收藏與利用，如今它已成為服務社會與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幫手。

建館保藏國家歷史財富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非常重視檔案工作。國家的全部檔案，都被看作是國家的歷史財富。在舊中國非常薄弱的基礎上，黨和政府按社會主義原則建立起國家檔案制度，籌建檔案館，收集檔案資料，為新中國的各項工作服務。

1952年11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創辦專修科檔案班。1955年，創建歷史檔案系，標志著新中國檔案學高等教育的正式建立。短短數年，就先后培養出近500名檔案工作干部，分布在全國各個檔案工作崗位上。

1956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要求國家檔案局全面規劃，逐步在首都和各省區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檔案館。（1956年4月21日《北京日報》1版，《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當年，面積達2.1萬平方米的中央檔案館就在首都北郊動工興建，三年后建成啟用。1958年，北京市檔案館建立。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也都建立了檔案室。

當時檔案館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檔案和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科研人員提供查閱。黨的檔案資料，特別是黨中央和省級以上黨組織的各種文件及原稿的收集工作，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很多白色恐怖時期同志們冒著生命危險保藏起來的文件，又重回黨的機關。1929年前后地下江蘇省委和江蘇丹陽縣委的一些檔案資料，堅壁在農村，被一個農民保存下來。新中國成立后，這些珍貴文件被丹陽縣委組織部長下鄉時發現，交給了中央檔案館籌備處。1926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的原件（這封信曾刊登在“中共五年來之政治主張”這本書上），1956年被上海市從國民黨某中央委員的遺物中發現上交。1957年，在沈陽市一個居民座談會上發現當地有個居民是周恩來總理的中學老師，又間接了解到周總理兩個同學，收集到1914年周總理的文稿和照片。（1959年2月11日《北京晚報》4版，《黨中央檔案資料整理就緒》）

在全國省級檔案館中，北京市檔案館的館藏名列前茅。當時的市檔案館共有檔案15萬卷，絕大部分是北平解放時接收保管的民國檔案和一些撤銷的國家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檔案。

對收集到的檔案資料，檔案館都要進行整理、鑒定和系統分類。整理出來的檔案資料，開始被黨的機關使用起來。據統計，上世紀50年代，每天來中央檔案館籌備處查看檔案的機關干部和科學研究人員平均有50來人。（1957年11月5日《北京日報》2版，《蘇聯對我國檔案工作幫助巨大》）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檔案文件的利用，對政治斗爭、經濟建設、科學研究和日常機關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死“檔”活用效益巨大

改革開放后，為更好地服務四化建設，我國檔案利用制度開啟重大改革，檔案逐漸向社會開放。（1985年8月26日《北京晚報》1版，《我國各級各類檔案館迅速發展》）

1980年，全國省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明確，檔案利用者只要持有機關介紹信證明其身份和使用檔案目的，都可以直接到有關檔案館聯系利用檔案的事宜，經檔案館同意安排后，可以到檔案館閱覽、摘引和復制檔案材料。（1980年6月8日《北京日報》4版，《中央和各地檔案館將開放歷史檔案》）市檔案館積極開展檔案利用工作，三年共接待3161人次，提供檔案10709卷；各區縣檔案館共接待6823人次，提供檔案25730卷，為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經濟建設、企業整頓、機構改革提供了大量的資料、憑證。（1983年7月8日《北京日報》1版，《重視檔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

1988年，《檔案法》正式實施，檔案向社會開放有了法律保障。此時，北京已有檔案館對外開放，如昌平縣檔案館就開展了出具房產、知青婚姻等資料的業務，兩年多接待利用檔案者2100多人次。（1988年1月3日《北京晚報》1版，《本市各區縣都有檔案館》）

1996年，建筑面積1.83萬平方米的市檔案館新館開館后，很快向社會開放，為人們利用檔案提供了更好的條件。（1996年5月5日《北京日報》2版，《市檔案館向社會開放》）

檔案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既是重大活動的參謀，也直接產生經濟效益，更是幫很多人解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難題。

慶祝新中國成立40周年時，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文藝晚會。當主持人宣布晚會開始時，18個探照燈同時照亮夜空，與五彩繽紛的焰火交織在一起，分外絢麗。這次探照燈的使用，就是根據市檔案館提供的慶典活動檔案置辦的。

上世紀80年代末，北京安居工程是解決百姓住房難、改善住房條件的重要工程。實施中利用了2500萬美元世界銀行貸款。當時世行要北京安居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司前身之一——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所組建時的批準文件，否則不予貸款。公司派員工蘇元鎮急火火地到市檔案館求援。在檔案館同志的幫助下，蘇元鎮很快就找到了所需批文原件，2500萬美元貸款因此順利到位，安居工程得以實施。

1993年9月，中法合營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的葡萄汁制冷溫控系統發生故障，如不及時排除，將導致一年的釀酒原料報廢，損失6000萬元。設備是進口的，但請外國專家來修根本不趕趟兒。這時，檔案部門提供了設備的技術檔案和圖紙，國內專家據此進行分析、研究，終于手到病除，避免了重大損失。

對個人來說，檔案的幫助更是雪中送炭。市民侯沖鋒（原名侯松陀）1963年在當時的工作單位被評為北京市“五好職工”，但證書、獎章不慎丟失，新工作單位無法認證，為此他心里總是別扭。1996年，他看到《北京日報》刊發的《關于改善和提高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待遇的通知》，便拿著當年盛獎章的破盒子來到市檔案館，希望找回昔日榮譽證明。檔案館的同志放棄休息時間查找了一整天，終于在60年代市級“五好職工”名單中找到了單位和名稱都相符的侯松陀。熱淚盈眶的老侯連聲說：“謝謝，謝謝，太謝謝你們了！”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一位老先生是中國大學畢業的，但他遺失了學歷證明，大學也解散了，多年來工作、晉級、漲工資都受影響。后來他得知市檔案館保存著中國大學的全部檔案，于是前去找到了畢業證書的存根，檔案館還為他出具了證明材料，多年的難題迎刃而解。

上面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僅1983年至1995年間，到市檔案館查檔案的就多達四五萬人，檔案館為他們提供了高達20多萬卷（冊）的檔案資料，創造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1996年4月26日《北京日報》6版，《讓檔案為現代化服務》）

史料輯書轟動海內外

上世紀90年代，市檔案館發展腳步不斷加快，最重頭的史料研究也進入了新階段。過去為本市編寫黨史、青運史、郵電史等40多種史志提供資料的市檔案館，在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之際，利用館藏資料整理匯編成《日本侵華罪行實證》一書。這是我國首次系統地公布國民政府調查的日本侵華罪行檔案材料，用762件實例揭露日本侵略軍殘害中國人民的罪行。（1995年7月5日《北京日報》3版，《〈日本侵華罪行實證〉將出版》）

書中記錄的這些案件發生在北京、天津、河北地區，有河北高等法院對案件的調查和對罪行人的判決。每個案件由調查表、本人控訴的結文甲和旁證材料的結文乙三部分構成。調查材料記錄了敵人罪行發生的時間、地點、罪行人和所屬部隊官長姓名、職位及造成的損失和后果。調查人都是具有法院檢察官、警察局長身份的人員。在每份結文之后并有調查人簽名蓋章。如此嚴密的法律程序，使得這些案例至今仍保持著完全的法律效力。此書出版后，在海內外引起轟動。美國、日本等國和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的大學和史學部門紛紛購買，首開北京史料書籍出口的先河。（1995年11月2日《北京日報》7版，《用歷史檔案對日本侵華罪行再揭露》）

在“七七事變”70周年之際，市檔案館公布一批新發現的檔案史料，揭開了一宗掩蓋了70年的日寇罪行，當年北平衛生局局長被日寇殘酷殺害的過程也隨之公之于眾。

“就是這張1946年的‘敵人罪行調查表’揭露了日寇罪行。”市檔案館有關負責人介紹，這張調查表清晰地記錄了1937年“七七事變”后，為掩護在盧溝橋戰斗中負傷未能及時轉移的八百余名官兵，時任北平市衛生局局長的謝振平被日寇逮捕并慘遭殺害的史實。（2007年6月27日《北京日報》8版，《“七七事變”最新檔案史料揭秘》）

“盧溝橋，盧溝橋！男兒墳墓在此橋，國家存亡在此橋……”一首至今不知創作者的《盧溝橋歌》，曾在1937年北平的大街小巷流傳。2007年，捐獻回憶錄的當年守橋老兵馬步先在市檔案館展廳里聽到鏗鏘有力的《盧溝橋歌》，激動萬分：“這首歌里有我們29軍的誓言，我們宣誓與盧溝橋共存亡！”

“再放一遍吧。”“有歌詞嗎？”展廳里不斷有觀眾要求播放《盧溝橋歌》。檔案館一位工作人員說：“這首歌引起了人們的共鳴，讓大家感受到‘美好的背后是無數革命先烈的犧牲’。”（2007年7月4日《北京日報》8版，《市檔案館公布七七事變檔案》）

市檔案館還利用檔案編寫了很多揭露日本侵華罪行的文章，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發表，抗日戰爭紀念館中也有不少市檔案館提供的檔案資料。通過記錄和呈現原生態的歷史，檔案的價值得到了充分體現。

“跨界”服務民生更貼心

截至2008年，包括北京市檔案館、北京城市建設檔案館和18個區縣級檔案館在內的20家國家檔案館，共有445萬卷件紙質檔案、52萬張照片和底圖檔案、9000份音像檔案。（2008年6月6日《北京日報》9版，《105件珍品檔案首次“開封”》）與愈加豐富的檔案資料相匹配的，是檔案館不斷提升的公共服務能力。

為了讓市民了解與工作、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檔案，認識檔案的使用和保存價值，熟悉查閱、利用檔案的方法，北京在2009年舉辦了首屆“檔案館日”活動。最熱鬧的是市檔案館，一下子就接待了千余名市民參觀。市民們親身體驗了各類檔案公共服務項目：參觀檔案查閱利用大廳、政府信息公開查閱大廳和檔案庫房，觀摩如何進行破損檔案的修裱；按個人需求咨詢和現場體驗戶籍、婚姻、學籍等民生檔案如何查閱利用；還了解了怎么向檔案館捐贈檔案。（2009年10月15日《北京日報》5版，《到檔案館來，送你開啟歷史的鑰匙》）通過每年舉辦“檔案館日”活動，越來越多的市民實現了與檔案的“零距離接觸”，學會了查閱、利用民生檔案來維護切身利益，豐富精神文化生活。

2010年，檔案服務再向前一步，東城區檔案局開始入戶幫居民建“家庭檔案”。在檔案局韓萌和同事們的幫助下，第一位建檔者許玲不斷收獲感動與驚喜，還把父輩收藏的一篇舊報道《吉翔勇保飛機壯烈犧牲》當寶“曬”網。沒想到此舉幫助烈士之子在60多年后找到了父親。老人激動地稱許玲“解我一世之憂”。吉廷儉1946年與父親失聯，一直以為父親是國民黨老兵，在戰爭中去世。通過許玲的線索，2011年清明節前，吉廷儉帶著兒女來到牡丹江市南山烈士陵園，找到了父親烈士吉翔之墓，了卻心愿。（2012年7月19日《北京日報》7版，《“家檔”幫烈士后人找到父親》）

2019年，位于朝陽區的市檔案館新館揭牌。新館地上10層、地下2層，集收集保管、查閱利用、展覽陳列、史料研究、服務公眾等諸多功能于一身。首次設立的常設展《檔案見證北京》同時開幕，以北京歷史文化、城市發展、生態環境建設和民生大觀為主線，向觀眾講述百年北京故事，讓“看熱鬧”和“看門道”的參觀者都收獲頗豐。（2019年6月6日《北京日報》6版，《市檔案館新館周日啟用》）

近年來，圍繞服務社會、服務民生，北京進一步提高檔案公共服務能力。2023年，北京市檔案移動服務平臺開通運行，17家綜合檔案館民生類及部分開放檔案實現“掌上查”。同時，在已有婚姻登記、知青上山下鄉、知青返城、知青子女入戶、招工、調動等門類基礎上，新增復轉軍人、獨生子女兩類民生檔案，可實現跨館查閱、異地出證。2024年，17家檔案館再新增學籍、再生育子女審批兩類，民生檔案跨館利用服務范圍進一步擴大。

眼下，京津冀檔案共享利用服務平臺已上線試運行，京津冀三地重要民生檔案數據可跨省就近查閱、一窗辦理。各種巧心思的“跨界”民生檔案服務，將讓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方便、貼心的檔案惠民。

資料來源：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北京市檔案信息網、中國人民大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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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記者：黃玉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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