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這首家喻戶曉的《賣報歌》創作于1933年，彼時上海街頭報童們在硝煙與貧苦中奔走叫賣的身影，觸動了創作者的心弦。作曲家聶耳與詞作者安娥攜手，將對底層人民的悲憫、對革命的熱忱，化作音符與文字，共同鑄就了這首傳唱至今的時代經典。
詞作者安娥，不僅擅長作詞，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與劇作家。但鮮為人知的是，她還曾在中央特科工作過，是一名中共地下情報人員，為我黨情報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嶄露頭角赴革命
安娥，原名張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獲鹿縣范談村（現石家莊市長安區），后隨家人遷往保定。五四運動爆發后，天津、上海、濟南等地的學生、工人紛紛響應，但保定的學校由于長時間受封建禮教的影響，教員們的思想尤為守舊，他們視五四運動為洪水猛獸，嚴格限制學生的生活和自由，禁止學生接觸進步書籍、集會、談論國家大事等。
面對學校的高壓政策，學生們雖然心懷不滿，卻無人敢公然反對，但具有進步思想和出色組織能力的安娥勇敢地站了出來，毅然決然地帶領全班同學罷課，體現出她對舊秩序的反抗精神以及對新思想的熱切追求。
1925年，年僅20歲的安娥，開始為追尋獨立、自由、平等而努力，她堅信共產主義是解放全人類，也是解救她自己的唯一途徑。在大學期間，安娥積極投身學生運動，踴躍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游行。在一次活動中，她認識了中共地下黨員鄧鶴皋，在他的帶領下，安娥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擔任北京團總支的抄寫員，同年她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安娥受周恩來等人派遣，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深造。在此期間，她結識了中山大學職員鄭家康。1928年，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蘇聯情報機構）的東方部急需一位“年紀小、嘴巴嚴、懂俄文、工作勤勉”的工作人員，符合這些條件的安娥在鄭家康的引薦下來到了這里工作，并擔任東方部中國局首長的助手。安娥主要負責整理資料和筆譯工作，偶爾也會承擔案件審理的口譯工作。雖然工作開展起來并不容易，但安娥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辦的各項任務，能力和覺悟均得到了大幅提升。
密傳情報展身手
1929年，安娥結束了在莫斯科3年的學習和鍛煉，返回上海。在蘇聯的幾年間，安娥無時無刻不牽掛著祖國的革命事業，回國后的她根據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正式加入中央特科。為了方便開展工作，更是為了保密，她將名字改為“安娥”。
根據組織委派，安娥以秘書身份潛入國民黨黨務調查科，在已被我黨策反的楊登瀛身邊開展工作，協助執行情報搜集任務。楊登瀛將從各方匯總的情報全部送到辦事處，安娥認真研讀、精選后，凡是對共產黨有價值的情報，她都會爭分奪秒地抄送給陳賡，再由陳賡報送給周恩來。
1929年底，徐恩曾被任命為國民黨黨務調查科主任，他把上海方面的重大事件全部交由楊登瀛辦理。安娥為了將楊登瀛知悉的大量情報送出去，經常變換身份作為掩護，有時裝扮成珠光寶氣的大小姐，有時是精明干練的領導秘書，有時是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有時又成了樸素的紡織女工……她通過身份的多變和睿智機敏，多次躲過敵人的跟蹤、盤查和追捕，及時為黨組織傳遞了許多關于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計劃、命令等重要情報。安娥送出的情報使共產黨很多干部化險為夷，周恩來、任弼時、關向應等多位領導人得以被營救、脫險。
可惜這種局面持續的時間并不長。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后當即叛變，隨后，中央特科在上海的關系遭到嚴重破壞，陳賡、楊登瀛等人也接連被捕。由于單線聯系人被捕入獄，1933年初，安娥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盡管如此，她從未忘記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也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一直在尋找為黨和人民工作的機會。她先后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等進步組織，創作了許多抗日救亡歌曲。由安娥作詞的《打回老家去》，被認為是當時僅次于《義勇軍進行曲》的抗日救亡歌曲。
1948年黨組織聯系到安娥，并安排她于10月來到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由于她長時間與黨組織失去聯系，黨組織審慎考慮后，批準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重回黨的懷抱。
新中國成立后，安娥先后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保衛部工作，后調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和中國戲劇家協會從事創作。1976年8月，安娥病逝，她充滿傳奇的一生畫上了句號。
來源：保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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