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刻字法為“昆侖石刻”斷代
李躍林
從秦到漢，是冶鐵煉鋼技術（治石工具）的高速發展階段，也是刻字技術迅速改進的階段。各種不同的刻字技術有其明顯的、可以用于斷代的特征。這一刻字技術的比較方法，或對判斷“昆侖石刻”的真偽提供一種思路。
“昆侖石刻”的刻字法
不難看出，“昆侖石刻”點畫有三大特點，一是點畫粗細均勻且入石較淺；二是線條的兩側即使在扭曲處也基本平行，如“侖”字的幾個橫；三是線條兩邊都有明顯的崩裂。
這樣的效果，最可能是以平口刀直接入石而刻出，一次刻成一個點畫，這樣線條自然、粗細均勻，刀痕寬度取決于刀的寬度而兩側自然平行，并在刀口兩側都有不規則的崩裂。又因刀口與石頭接觸面大，鐫刻阻力大而不會入石太深。
這種平口單刀法，或是刀口平入，形成類似于U形的字口，刀痕平行，點畫底部為刀口，較為光滑（有時會有進刀留下的橫紋），但線條兩邊都有崩裂。當然，由于石頭的崩裂和工具使用過程中不同刀的入石角度，以及可能的后期刮削等讓字口更加光滑的技術的運用，最后的效果遠比這兩種典型形態要豐富得多。
見到“昆侖石刻”的圖片，我第一反應是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平口刀需要高硬度金屬制作，而煉鋼技術要到東漢初期才普及。但重新查考漢代最早且保存較好的龜山楚王墓塞石（公元前173年），也發現了清晰的平口刀平入的痕跡。
秦代已經有可用于刻石的發達的青銅技術和初級的冶鐵技術，可以參考如下兩件可靠的秦代石刻，一是《泰山刻石》，二是《瑯琊刻石》。《泰山刻石》顯然為單刀鑿刻，線條有不規則，但自然扭動并呈粗細變化，如三個“臣”字都是如此。《瑯琊刻石》線條較為粗壯，其粗細變化極不規則，有幾處不合理不合群，如“昧”字，但總體制作方法似與“昆侖石刻”的平口平入刀法相近。《泰山刻石》《瑯琊刻石》經歷坎坷，或非原貌，不太適于用作比較，但至少證明了秦人刻字技術發達。
《閻良刻石》（左）與“昆侖石刻”的比較
此后，友人送來在陜西考古博物館拍攝的秦始皇地宮遺石（以下稱《閻良刻石》）銘文石面大圖。此石近長方體，石灰巖青石質，通體有鑿痕，長2.11米、寬0.69米、厚0.6～0.62米。底部及兩側陰刻63個小篆文字。《閻良刻石》的特點是刀痕寬度均勻，兩側有崩裂，刻畫底部有明顯橫紋，為每次進刀所留痕跡。這就確認了其刻制方法就是用平口刀入石。將“昆侖石刻”與《閻良刻石》照片比較，兩者刻制方法的一致性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一些因石面不平而做的應急處理，效果也非常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從照片來看，一些豎向的長筆畫，《閻良刻石》與“昆侖石刻”的視覺效果幾乎完全一致。如《閻良刻石》的“施”和“昆侖石刻”的“大”。
綜上所述，確認“昆侖石刻”為平口刀直接鑿刻而成。
秦漢以來刻字技術和書刻理念的發展演變
那么這一刻字法是否可以作為“昆侖石刻”斷代的證據呢？有學者認為，平口刀平入法因為簡單，古人能為，今人也能為，所以不能作為斷代依據。這一觀點，忽略了秦漢到唐宋刻石刻字技術進步背后反映的書刻理念的演變，也忽略了唐宋以來對刻石刻字技術發展認知缺乏的現實。
“昆侖石刻”（左）、秦《閻良刻石》（中）和漢龜山楚王墓塞石（右）刻痕比較。
“昆侖石刻”，西漢初期的龜山楚王墓塞石銘文，《李君碑》及碑陰，《裴君碑》及碑陰等，都采用了平口刀平入法。這一刻字方法，是簡單而粗暴的。刻痕邊沿的崩裂，導致對刻字石面的視覺效果不能保證。對于純粹用于記事的石刻來說，粗糙的石面效果并無其他影響。然而對于秦始皇的《泰山石刻》和《李君碑》《裴君碑》等紀念碑一類石刻，在文字功用之外，還要求超出文字意義的景觀功效。成都《李君碑》刻痕中尚有殘留朱砂，或許正是漢人在石面比較粗糙的情況下，為了增強文字的景觀功效，而在刻痕上填朱砂造成的。
為了控制石面的崩裂，漢人也嘗試了入刀較淺的平口刀平入的刻法，如最近出土的《嵩岳殘碑》，刀入石很淺，刀法運用熟練。因入石淺，刻線邊沿崩裂較小。與成都的漢碑相比，刀法更為豐富準確，但也因為入石淺，點畫起止方整，視覺效果提高程度有限，且易被磨滅。
平口平入刀法，即使能夠完美控制石面效果，也不適合表達隸書具有大幅度提按的點畫。事實上從西漢開始，漢人還嘗試了簡單錘鑿、雙鉤錘鑿等以表現隸書波畫的提按，如《五鳳刻石》《三老諱字忌日碑》和《張禹碑》等。公元150年前后，與漢畫像石同步或稍后，漢人發展出更為復雜的平底法和雙刀法，代替了單刀刻字法。平底法是先用單刀切出點畫的外廓，再挖去輪廓內（陰刻）或外（陽刻）的石頭，如《乙瑛碑》（公元153年）。雙刀法則是用刀從點畫的兩側斜角入石刻成。這兩種方法，尤其是雙刀法，因為是鋒利的刀口斜角切入石面，入石既深，其崩裂程度可控，石面視覺效果生動。從石面保存良好的漢《肥致碑》《池陽令張君碑》等隸書碑來看，其字口清晰，石面具有三維視覺效果，景觀效果極佳。東漢《袁安碑》和大量的漢碑篆額，也都采用了雙刀刻法。
平口刀平入法，易造成線條邊沿的崩裂，不能把控刻制效果，在更為繁復的平底法和雙刀法誕生發展之后，至少在成熟的漢代碑刻中，平口刀平入的方法基本不再使用。
古代對于上述刻字技術發展史的記載，基本空白。造成學者們對刻石技術發展史漠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傳拓技術的發達。秦到東漢初期石刻的拓片，由于刻線本身的崩裂，線條較為模糊，且與原碑的視覺效果大相徑庭。東漢中晚期以后，因為平底法和雙刀法的運用，原石與拓片的視覺效果基本一致。唐宋以下，書法家通過寫碑表達自己的藝術，并通過捶拓流布四方，成為常態。因對刻工的技術和工具要求苛刻，以致刻工之名有時與書家之名并提。刻字與景觀效果、書法流傳媒介已經融為一體，成為刻石刻字的新理念。唐碑刻字技術之高明，造成金石學對拓本的依賴，對原石的刻字技術和石面效果反而不再關注，使金石學家也忽略了對刻字技術的細致觀察和深入研究。其結果就是歷來的金石學者對秦漢刻字技術的了解近乎空白。
后人能否模仿秦人刻石技術
東漢《袁安碑》（左）、唐李陽冰《三墳記》（中）、宋人重刻秦《嶧山碑》（右）所顯示的雙刀刻字法。
在梳理了秦漢以來刻字技術的發展和書刻理念的演變之后，我們就可以嘗試探討后人是否可以用平口刀平入這一簡單的刻石技術，來造出“昆侖石刻”。從技術上說，這當然是可能的。但從書刻理念發展上說，這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其一，后代看到秦代石刻原始面目的機會幾乎為零。秦代的《泰山刻石》《瑯琊刻石》《嶧山刻石》或是損毀嚴重，或是后世重刻。唐宋以后，人們就更不知秦人使用的就是《閻良刻石》中的原始刻字方法。
其二，東漢以后，書刻理念與更為高級的刻字技術同步發展。后代的作偽者只能依賴他們所掌握的更為先進的刻石技術和自己的理解來制造“昆侖石刻”，即只能采用廣為接受的雙刀法或平底法來制作。如宋人重刻的《嶧山刻石》，就是采用雙刀法來推想秦人刻石的原貌。唐宋元明清會不會有平口刀平入的鑿刻文字？至少，在已經公布的墓志和摩崖圖片中，筆者尚未觀察到具有類似效果的石刻。
此外，還要考慮實際刻字情景的影響。“昆侖石刻”是五大夫翳在并不完整的石面上，為了紀事而命石工所為，其中也有很多的無奈（石面平整度和石質不穩定）和隨機效果（石塊的崩裂和刀的傾斜角度）。翳當然不會預知到后人會把它當成書法來研究，更不會預知有人會用三千年來文字遺跡中的“法”（章法、筆法、刻字法等）來評判這塊石刻的真偽，又豈能從書法、刻字法上一一滿足？這些不能滿足后人苛求的、隨機的效果，或許正是秦人刻石刻字的真實面目。
筆者認為，證明“昆侖石刻”真偽唯一的不可撼動的證據，是石刻本身和它所具有的刻字方法，是后人不可復制的秦人書刻基因。“昆侖石刻”的刻字技法雖然簡單原始，卻是仍在發展過程中的秦人書刻理念的產物，并非掌握了更高級的技術（雙刀法）和具有不同刻石理念（追求石面和拓本視覺效果）的后人所能輕易模仿的。“昆侖石刻”刻字所使用的就是秦代的工具和方法。
（作者：李躍林，系物理學博士、北美四海書院院長）
讀“昆侖石刻”圖像
俞超
目前，對于“昆侖石刻”的真偽，出現了正方、反方的很多觀點。朋友說，這是傳世文獻有罪推定論和出土文獻無罪推定論的“世紀大戰”。大家為什么那么關注“昆侖石刻”呢？其實很簡單，我們何嘗不希望看到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古代遺存，何嘗不希望看到一件能夠寫進歷史的秦代石刻。自6月8日以來，不同領域專家從文獻、歷法、地質、文字等方面發表了觀點，拓展了我們對于石刻相關知識和背景的認知，但對于石刻文字問題一直沒有論述充分的觀點，僅停留在文字比對的程度，似乎忽略了對石刻本體的觀察，尤其是石面狀況與文字之間的關系。
字形、刊刻與巖石狀況三者的關系是判斷石刻真偽的第一步。初看此石刻，我有四點疑問：一是文字的造型透露出來的審美不統一，略顯龐雜；二是字口清晰，無包漿；三是刊刻手法龐雜，而不是豐富；四是刊刻顯得小心翼翼，線條孱弱，不似秦漢石刻一般果敢、明確、肯定。這是觀察的真實感受，跟邏輯比起來，感受不見得是次要的，感受常常引發追問。
筆者認為，以“昆侖石刻”石面裂痕、剝痕、不同石層與文字的關系為線索，輔以文字造型、鑿刻痕跡與崩裂等圖像細節的綜合解讀，能夠獲得對石刻本體的有效認知。
首先，石面左上至右下貫穿一裂痕，這個裂痕穿過了“前”“卯”“年”“翳”“將”“臣”等字。另有一條縱向裂痕貫穿“將”“方”等字。這兩條裂痕可以確認出現在刊刻之前。而石面還保留了若干纖細的裂痕，但較前二裂痕，都顯輕微（圖①紫線表示）。
其次，石面上存在兩種似臺階狀的剝痕類型，致使石面上呈現多個石層。一類是石面左側“百”字至“可”字（圖①紅線表示）、“卯”字至第三“翳”字右側再至“可”字下方、“翳”字下方至“車”字首橫再至“年”字中部、“年”字左側上延至“七”字左側再至“廿”字中部縱痕、“昆”字下方（圖①白線表示）等多道剝痕；另一類是石面右側“使”字左側至“臣”首筆至“以”“昆”之間一直下沿到石面底部、“采”右下側至第二“翳”字中再至“三”字中的兩道剝痕（圖①綠線表示）。而石面可以基本分為A、B、C、D四個石層，而且B石層中“三月”“到”區域是較B石層上部“陯”“廿七”“己卯”“此”區域更為凹陷。可以說，石面上裂痕、剝痕錯綜。
石層與文字排布
初設石刻為秦原刻，那么石面右側當如圖所示，“帝”字右下方剝落是在刻后，而“五”、第一“翳”字下方亦在刻后，“支”“昆”下方亦然。但第一“翳”字右“殳”部“幾”的第一橫線與第二橫線之間當不會留出那么大的空間。另外，“支”字完全可以往右靠，而沒必要緊貼左側“昆”字，因右側至第一“翳”字之間空間足夠大，左移的唯一可能是要借過穿過“將方”的兩條縱裂痕，抑或刻時右邊石面已經剝落（見圖②）。
“將”字放置在“大夫”左下，為了借過上部石面剝痕。“藥”字尺寸極小，因處兩道剝痕之間的狹小空間。“采”字處于剝痕左側。“可”字、“前”字下方“□”字刻于兩個石層之間，“車”字刻于三個石層之間，不知為何不避開。
刊刻遇石面裂痕、剝痕后的崩裂
“使”左側至“臣”上部的石面剝痕，說明“使”字、“臣”字皆刊刻于兩個石層，兩字靠近剝痕，因鑿刻導致進一步崩裂，“使”字右部“吏”部“口”左豎處，筆畫痕跡與崩裂痕吻合，“臣”字第一橫畫上部的縱剝痕鋒利（見圖③）。
“采”字下部“木”豎筆在與下兩拐交叉點處，并未連“木”上部豎，當為上部右拐崩裂后而未敢上連，此處可見刊刻時不是很肯定，或因作偽而十分小心。崩裂處疑似鑿刻所致。“爪”部石面起伏，不適宜刊刻（見圖③）。
“藥”字“艸”部正好位于細小橫裂痕位置，因刊刻崩裂。“樂（藥）”字的“木”部及左右“幺”的圓圈反常，左右“幺”極不對稱，且右側第一個圈寫作類似《嶧山碑》中的小饅頭形，而下一個圈則是正圓，且刀法淺薄粗糙，似乎留有當代人視覺的不自覺反映（見圖③）。
“卯”字右縱筆穿越石層剝痕，但在剝痕處一段，似未有刻痕。按常理，剝痕在先，既刻，筆畫必貫穿，刻入剝痕之中（見圖④）。此處是否又是因刊刻時擔心崩壞而“手下留情”了呢？
“月”字下方有剝落，為兩層剝落，而在較淺剝痕上存有刻痕，顯示深剝落在刻后，淺剝落在刻前，說明深剝落是因刊刻所致。因石面有諸多斜向細裂痕，且密集，兩個靠近的裂痕之間石面容易因刊刻而剝落（見圖④）。
“車”字的縱筆，非筆直，因石面存縱剝痕，致使豎畫末端刻于剝痕右側。“車”字末橫右側未對稱于左側，較為反常，不知是否為了石面不崩壞而在刊刻時作出了犧牲文字合理性的妥協（見圖④）。
“到”字有多處因刊刻而導致的剝落（見圖④）。
“此”字“匕”部縱筆，是否穿越斜向裂痕？其縱筆似分為兩截，且隱約相連，疑似刻者以為不夠長，又加了一刀，但銜接并不順暢，刻得不甚肯定，且兩筆相接處并未出現裂痕，較為反常。若此縱筆未加長，那么斜向裂痕下方的三角形為何出現，疑似二次鑿刻時誤連了斜向裂痕下方的殘損。此字內畫中存有幾個孔洞，較字畫深，當為刊刻時崩裂所致（見圖④）。
“五”字中部殘損亦為刊刻所致。筆者試延長交叉線還原該字時發現“X”處右筆竟不能相連（見圖⑤），且整個石面中A部分高聳而最為脆弱，因此在“前”“可”“百”“五”之間因刊刻而導致剝落最為嚴重（見圖④）。
奇怪的痕跡
“皇”字“王”部第二橫右端突然變淺，未知原因，疑似兩次剜挖（見圖③）。
“使”字“又”部下拐在交叉處刻通，刻者似初學。采藥隊不止開采草藥，更有礦石，隊內必有開山技工，亦當有專業刻工，不然不必刻石，何必做“無米之炊”（見圖③）。
“廿（卅）七”“廿”中顯一畫，“廿”中一豎似為下方“年”字左側裂痕上沿至此，故淺，刻左豎時致使左豎至中痕之間石層崩裂。“廿”字左右兩豎筆刻痕與中間一豎非一種刻法，且此畫非筆直，而微靠右、斜向。若為“卅”字，縱畫不當為斜，不符合文字的基本特征，當為“廿七”（見圖⑥）。
“年”字整體剝落，若先刻后剝，那么應該是類似刻刀跟裂痕相觸碰產生的崩裂痕，只有被地衣進一步侵蝕，方能產生整體剝落。相較于石面上部其他字，若只有此字被地衣侵蝕，頗奇怪。如若先侵蝕，而后刻，那么字口當深峻。細查其“禾”部撇與豎上端交接處，撇為平刀推就，而豎不是，因此產生奇怪交接。另“禾”部橫畫右拐，交接處奇怪，且并未與“禾”中豎畫交接，而字中剝落處中豎仍存刻痕。“禾”部左側撇若穿過“禾”上部左拐，那么此字“禾”上半部遠大于下半部，且使其字顯得頭重腳輕，并有歪斜。筆者以為撇穿過左拐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細查可見，疑似左拐豎筆的位置為石面剝痕。而若撇不穿左拐，那么相較于右側拐的高度，撇與左拐的關系顯得極為奇怪，顯示出一種模棱兩可的處理，即若不穿，右側拐的豎筆不該那么高。按石面信息，若為秦原刻，此處亦當不會成片剝蝕，文字似在剝蝕后刊刻。若是偽刻，則可能是有意做殘（見圖④）。
第三“翳”字是整篇石刻中尺寸最大的文字。此字處于A石層與B石層之間。下部“羽”部左移，即為避開不同的石層，“羽”部右側兩橫之間當因刊刻而剝落。此字左上“醫”部刻痕較為清晰，下部被侵蝕，而刻痕與上部卻一致。若為秦刻，右上“殳”部下“又”刻痕卻模糊（見圖④）。此字左右兩側的侵蝕度何以相差如此懸殊？
“百”字首畫左側有變向，若平刀直推，當無此刻法（見圖④）。
當然關于“年”、第三“翳”字的剝蝕問題，可能需要對石面的刻痕深度進行精確測量來確認到底是剝蝕后刊刻還是刊刻后剝蝕。
面對巖石，無論刻者是秦人，還是后人，鑿刻的處境是一樣的，都要因石面情況去調整、權宜。而區別在于刊刻的目的，秦人鑿刻，為了保留字跡，應當不會犧牲文字的基本標準，而會通過仔細觀察石面而平衡好石面情況與文字的關系，盡可能完整保留文字原意進行刊刻，刊刻起來自然得心應手。反之，若是后人所刻，或者后人二次刊刻，那么同樣有其目的，目的是盡可能保存書跡的基本信息，或是盡可能貼近秦人的基本信息。前者的標準當是盡可能少地篡改書寫本意，而后者的標準必然是小心翼翼，要把秦人該有的意思都盡可能地呈現出來。當然這樣做，刊刻必定不能肯定，這個過程中可能存在各種意外。若出現意外，則需要去取舍、平衡，而盡可能少地露出馬腳。我想，有過書法仿作訓練的人多少都了解這個心態。
圖像的解讀是石刻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觀察與解讀并不是毫無標準、自說自話、無用的“藝術性”闡釋。本文就網絡流傳的“昆侖石刻”圖片觀察文字鑿刻以及文字跟裂痕、殘損之間的關系，以這塊巖石的狀態在2000多年中未受氣候、地質的影響而產生變化為前提。先認定此石刻為真，然后通過觀察確定疑點，再進一步討論所發現疑點是否符合秦原刻的情況。
面對這樣一件石刻，實事求是的謹慎態度應該是必需的。
（作者：俞超，系紹興文理學院蘭亭書法藝術學院教師、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學院博士）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俞超
流程編輯：U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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