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李曉軍
持續多日的搜救之后，最壞的消息還是傳來了：一名8歲的孤獨癥男孩在云南大理參加夏令營期間失聯，被找到時已不幸遇難。
這場悲劇，是一個家庭無法承受之重，也將研學市場存在的種種亂象暴露于聚光燈下。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供需兩旺的研學游，實則暗藏風險。需求一端，是無數家庭對孩子開闊眼界、鍛煉成長的殷切期望；供給一端，卻是一些機構匆忙入局、只顧逐利。有家長坦言，選擇一家安全可靠的研學機構，如同“開盲盒”——不僅可能花冤枉錢，連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有時也淪為“紙上談兵”。
孩子走失老師不知
研學游面向的多為中小學生。盡管市面上從6歲至18歲各年齡段項目比比皆是，但記者注意到，一些機構將參與年齡劃定在“6至12歲”，甚至有七八歲的孩子獨自參團遠行。寒暑假是研學游的高峰期，目的地既有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也有地形復雜的自然景區。心智尚不成熟、自我保護能力較弱的未成年人置身其中，走失、中暑、摔傷等風險顯著上升。
記者近日調查發現，不少孩子曾在研學過程中遭遇安全隱患。盡管最終有驚無險，但家長回憶起來仍心有余悸。
“如果不是我主動聯系老師，他們還沒發現少了一個孩子。”在2023年暑假讓7歲女兒單獨參加了為期半天的研學活動后，四川成都家長王女士差點留下一生的悔恨。
“媽媽，我找不到隊伍了……”孩子的一個電話，讓等在研學地點附近的王女士“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強作鎮定，趕緊在活動群里聯系老師，對方這才反應過來少了一個人”。
孩子走失的短短十幾分鐘，對王女士來說卻無比漫長。“還談什么鍛煉獨立能力？連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經歷這次事件，王女士再也不敢讓年幼的孩子單獨參加研學活動。
無獨有偶，山西臨汾的張女士也經歷了類似的揪心時刻。
沒有合同、未購保險，僅通過微信轉賬就完成了報名——這是她2023年暑假為孩子報名四川某地價值千元的一日研學活動的全部流程。“沒想到，研學途中，我的孩子掉隊兩小時。”想起當時的經歷，張女士至今心驚肉跳。
首次見到帶隊老師，張女士便對其專業性產生懷疑：“看起來像節假日兼職的大學生，一臉稚氣還不耐煩，照顧孩子不上心，說走就走，不點名也不管后面的孩子有沒有跟上。”
剛進園區不久，就有一名女孩的母親在群里提醒帶隊老師，自己的孩子因上廁所跟丟隊伍，希望清點人數再繼續行動，“但老師似乎并沒有放在心上”。
從上午9點起，帶隊老師開始在群里發活動照片，但好幾輪照片發過后，張女士卻始終找不到自己孩子的身影。她連忙撥打孩子的電話手表，卻因山區信號不佳一直無法接通。聯系老師后，對方這才后知后覺——有孩子不見了。
“我在景區外聽到消息，又氣又怕，手抖得連方向盤都握不住。”張女士說?？嗟纫粋€多小時無果后，她要求機構老師聯系景區協助尋人，最終在孩子掉隊兩個小時后于景區餐廳內找到孩子。
原來，入園后團隊要求統一穿上綠色馬甲，張女士的孩子因穿衣稍慢，轉眼就被大部隊甩在人潮中。景區信號差，孩子聯系不上母親，只能一邊哭一邊盲目跟隨人流往前走。
事后張女士試圖向機構討要說法，卻只得到互相推諉的回應。“幾個電話輪番打來，有自稱負責人的，有說是領導的，就是不解決問題。他們的邏輯是，孩子沒丟，就不給退款。”
曾在廣東深圳某托管機構擔任執行校長的許慧（化名）向記者透露，其所在機構也曾開展研學業務。“有一次，一個一年級的孩子在研學途中自己走回了家，帶隊老師全程不知情，直到家長通知機構孩子已到家，老師才意識到人丟了。”
安全培訓流于形式
面向未成年人的研學活動，安全本應是第一要務。但多位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目前一些機構的安全培訓形同虛設、師資水平參差不齊，為研學安全埋下隱患。
許慧曾多次負責研學老師的招募與培訓。她告訴記者：“很多機構對外宣稱老師都經過系統專業培訓，但實際上有些新老師的培訓總時長只有兩天半，培訓流于形式，更別說注意安全紅線問題。”
除“速成培訓”外，部分機構還會對教師學歷進行包裝。“很多大專畢業的老師，被包裝成名牌大學畢業生，簡歷和照片就公然掛在機構走廊里展示。”許慧說。
為最大限度地壓縮成本，不少機構傾向于低薪聘請應屆大學生或兼職人員。據許慧介紹，在一些地方，機構教師的底薪通常只有3000元左右，但每招募一名學生參加跨省市研學，就能拿到提成500元。暑假期間，業績好的老師月入可過萬元。
低底薪、高提成的薪酬結構，促使老師盡可能多招學生。“一旦錢到手，當初對家長的承諾就可能變樣。比如，本來承諾1帶5，人一多就變成1帶10。”許慧說。
對孩子們的安全教育，也往往是走個過場。“比如出發前開個安全宣講會，口頭問問‘什么行為不對’之類的話。”許慧對記者說，“最關鍵的是，很多老師自己也缺乏基礎急救和戶外安全知識。一個老師帶十幾個孩子，又沒戶外經驗，安全怎么保障？”
有業內人士透露，購買保險本是家長考量機構是否負責的重要指標，但在某些機構眼中，保險卻成了出事后推卸責任的“擋箭牌”。
“機構美其名曰為孩子買保險，但有時候這份保險不是為了保孩子，而是為了保護機構。”許慧回憶道，行業曾發生過孩子在研學期間跳樓的極端事件，但最終因有保險，事情不了了之。“保險理賠只是事后賠錢，且往往限于重傷、死亡等情況，很多傷害并不在保障范圍內。”
準入標準有待提升
“這個行業里的‘草臺班子’實在太多了。”在北京、杭州等地從事研學工作8年的李妍（化名），這樣描述當前的市場現狀。
兩次親身“涉險”，讓她對這個行業的安全狀況充滿憂慮。
今年6月，她所在機構的夏令營場地因漏雨存在安全隱患，但公司出于成本考慮未做徹底修繕，也未通報員工，反而繼續招生，“直到出事，差點砸到我”。
去年8月，公司組織一些初中畢業生研學時，接送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視頻通話，差點出了交通事故，“公司也沒有處理”。
這種僥幸心理，是許多機構忽視安全的原因之一。“大家都覺得小問題沒事，湊合著繼續干。真出了大事，不還有保險兜著嗎？很多負責人就是這么想的。”李妍說，這種心態導致一些機構直接降低了對安全前期投入的標準。
她指出，研學形式多樣，風險系數也大不相同：最常見的是游學類，主要風險在交通環節；但如果是戶外探險、野外挑戰類項目，風險就會急劇上升。
“高挑戰性活動必須配備專業老師和教練，對師資要求極高。”李妍說，但由于缺乏硬性準入標準，不少并不具備資質的研學機構也在承接此類高風險項目。
不過，多位業內人士也強調，不能因此否定整個行業。
“行業內仍有非常專業的人和機構在認真做事。”李妍說，現狀是水平參差不齊。要改變這一切，必須盡快明確監管主體、建立嚴格的準入標準和常態化監督機制。
來源：法治日報
作者：趙麗
流程編輯：U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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