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內蒙古草原分界線，森林與草原分界線，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這些地理分割線都指向了同一個北方地標——永定河。
位于北緯39°至41°20´、東經113°至117°45´之間，永定河奔騰在中國第二、三級階梯的過渡帶，全長約747公里，流域面積4.7萬平方公里。這一“咽喉”位置意味著，永定河是一條天然的分界線。
200萬年前，東方人類的祖先在泥河灣盆地邁出了直立行走的關鍵一步；
5000多年前，黃帝部落聯盟在涿鹿之野開啟了華夏文明融合的序幕；
800多年前，有著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開始了它作為都城的輝煌歷史。
人類起源、民族融合、都城興起，百萬年間，這一切都在永定河畔發生。與此同時，一場事關“城河關系”的探索也始終在繼續。
雕塑大地
“永定河的河道變遷史堪稱一部華北平原的地理史詩。”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水旱災害防御中心）原副主任呂娟，如此形容永定河之于華北平原的意義。
發源于山西、內蒙古兩省區交界處的黃土高原，穿越太行山進入華北平原，最終在天津匯入渤海，永定河成為了北京地區唯一發源于黃土高原、全程流經半干旱區的河流，形成了年均含沙量高達60.9千克/立方米（官廳站）的顯著特征。
這一數字，遠超同屬海河水系的灤河（4.73千克/立方米）與潮白河（4.14千克/立方米），使永定河成為了華北平原的“大地雕塑家”。
早在地質時期，永定河通過侵蝕太行山、搬運泥沙，與潮白河、拒馬河等共同塑造了海河水系的雛形，其攜帶的泥沙在太行山前形成巨大的沖積扇，塑造了華北平原的基本輪廓，奠定了如今北京灣的地貌基礎。
進入人類文明史后，永定河的河道變遷成為海河水系演變的重要驅動力。商周時期，永定河曾由薊城向南經天津入海，成為早期海河水系的主干道。漢代以后，隨著泥沙淤積和人類活動加劇，河道開始頻繁擺動。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金元時期（公元12世紀），永定河決口改道，奪大清河入海，這一改道直接促成了如今海河水系“扇形”分布格局的形成。
“永定河發育了典型的‘游蕩型河道’，歷史上河道擺動幅度曾達300公里，這種劇烈變遷在周邊水系中絕無僅有。”呂娟指出，頻繁改道需要驅動力，而動力來自河流的水量。
永定河的水資源量在海河水系中并不算大，但極具波動性，驟漲驟落，是這一水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山洪型”河流，夏季暴雨期徑流量可占全年的60%以上，而冬季則常出現斷流現象。
這一特質也讓永定河的角色更為多元——它不止是塑造者，還是不可或缺的調節者。
高度集中的降水模式對海河水系的水資源調配提出了嚴峻挑戰，但也使永定河成為海河流域最重要的“洪峰調節器”。汛期時，其洪水通過海河水系的干支流網絡調節，為下游濕地與農田提供生態補水?？菟跁r，其上游水庫的調蓄功能則成為維系海河生態基流的重要保障。
“永定河的水量波動，始終是海河水系水資源管理的關鍵變量。”呂娟說。
而在整個海河水系中，永定河最為特殊的一點在于，它是唯一穿越都城核心區的河流。
當人類沿著河岸開啟文明進程，與這條河流 “善淤善決” 的天性之間的博弈也隨之展開。千百年間，人與水的關系在永定河兩岸交織出復雜的軌跡。
孕育文明
200萬年前，古人類就已經在永定河上游的泥河灣盆地開始繁衍生息。
經考古發掘研究，在東西長80公里、南北闊27公里的桑干河兩岸，發現了早期人類的文化遺存、遺址80多處，出土了數萬種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
泥河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圖源：視覺中國
還有中游的前桑峪、東胡林，與下游相鄰的周口店以及王府井古人類文化遺址……一個個考古遺跡，幾乎記錄了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發展的全過程，就像一條人類進化的鏈條，而永定河是串聯的紐帶。
其中，北京東城區王府井遺址的發現尤為珍貴。1996年12月，黑色炭跡、動物碎骨及人工打造石片在王府井東方廣場施工現場被挖了出來。后經考證，這一區域是距今2.5萬年的舊石器晚期人類遺址，而在兩萬年前，永定河的主河道——高梁河流經此地。這一發現直接說明了永定河對北京早期聚落形成的影響。
在人類發展的漫長時光里，永定河見證了多個少數民族的崛起，又見證了不同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并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地處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文明的交界，歷史上各民族在永定河流域戰爭頻繁，先后有五個民族、七個朝代在永定河流域建都，時間超過800年。
“永定河名稱的演變濃縮了一部民族融合史。”呂娟認為，每一次更名都體現了不同民族政權對華北地區的文化整合與治理策略的升級。
秦漢時，永定河被稱為“?水”。到了北魏時期，《水經注·?水》中記載“溹涫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這條河出現了“溹涫水”之名，有研究表明，“溹涫”吸收了北方民族語言的元素，隨著北魏漢化政策推進，逐漸演變為了“桑干”二字。
后來，金代修建了盧溝橋，金章宗將橋月互映的景致命名為“盧溝曉月”列入“燕京八景”，借用了漢文化詩意的意象，于是流經都城部分的河段出現了“盧溝河”之稱。
更為重要的是，金代定都燕京，開啟了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城市性質的轉變使人們對這條滋養都城的河流愈發重視。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經過大規模整修平原地區河道后，康熙帝欽定“永定河”之名，祈愿“永遠安瀾”，直接將河流治理與國家安定相綁定，彰顯了多民族統一王朝對邊疆治理的深化。
而河名的更迭僅是人與河互動的一個切片。這條河流的每一次變遷，都深深嵌入了城市發展的基因之中，兩者的關系堪稱 “一部水利與都城共生史”。
滋養城市
“永定河是中國最早探索‘城市水利’的河流。”呂娟指出，這條河因流經都城，人工干預程度堪稱全國之最，始終都在圍繞都城需求推進，逐漸形成了“防洪-供水-漕運-園林”的綜合體系。
北京城歷史上第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駐守幽州的鎮北將軍劉靖修建車箱渠，首次實現了“攔河筑壩、穿山引水”，其“立水門以節水流”的技術比西方早了近千年。《水經注》中概括了這項工程所帶來的變化“所灌田萬有余頃，百姓賴其利”。
而后遼代建陪都南京（今北京西南部），開創了“以水養都”的先河，首次利用永定河古道修建蕭太后運糧河，將漕糧從潞縣（今通州）運至南京城。
金中都時期，為解決都城漕運之需，開鑿金口河引永定河水入城，最終雖因泥沙淤積而失敗，但為后世“借水行舟”的漕運技術提供了經驗。也是在這一時期，永定河洪水屢次威脅都城，一度沖毀城墻十余里，迫使朝廷投入大量資源修筑堤防。
到了元代，都水少監郭守敬的成就堪稱巔峰。他主持修建了一條人工運河通惠河，并設計了“閘河”系統解決高差問題，使江南漕船直泊積水潭。該工程年運糧200余萬石，降低運輸成本四分之三，有效支撐了元大都百萬人口需求。
清代對河水治理尤為重視，康熙將永定河治理列為“三大要政”之一，親自主持“筑堤束水、借清刷渾”工程，還通過淤灌造田使宛平、良鄉新增耕地20萬畝，直接供應京師糧菜。
雖然，水利功能轉化為了都城發展的動能，但洪水頻發之下，人與河的磨合從未停止。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官廳水庫的修建，才探索出了一條人與河流共處的方式，對于永定河的治理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如果把視角拉大會發現，在整個海河水系中，永定河上的水利工程始終扮演著“技術試驗場”的角色。
元代通惠河工程創造的“跨河渡槽”，解決了西山泉水與永定河故道的立體交叉難題，清代在永定河構建的“減水壩”系統，其“滯洪排沙”理念為多沙河流治理提供了范式，再到近代永定河生態補水工程的實踐，在生態脆弱區探索出了一條人水和諧的路徑。
2021年，永定河在斷流26年后再次實現全線流動并貫通入海，如今已連續5年全線流動。不過，對于“城河關系”的探索仍在繼續，“母親河”正以更加深入的方式融入現代城市發展。
北京門頭溝區，永定河蜿蜒流淌，遠處可見永定樓和首鋼園。圖源：北京日報
在2025年啟動實施的“兩園一河”（即園博園、首鋼園、永定河）協同聯動發展中，新型城河關系正在構建起來。
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相關負責人介紹，未來將創新采用“與洪水共生”的平急兼容設計策略，在確保行洪安全的前提下，通過彈性空間設計實現濱水景觀的季節性變化，構建多功能復合的藍綠空間。同時，依據兩岸功能分區和景觀特色，策劃開展賽龍舟、馬拉松等活動，豐富水陸聯動的游憩體驗，構建全方位開放的濱水活力空間。
“兩園一河”地區發展實踐不僅是空間重構，更將推動永定河從城市邊緣向活力中心轉變。
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李曉濤指出，未來“兩園一河”地區將成為水城一體的濱水空間，城市和永定河之間將實現一種更加緊密、協同、共生的關系。
當賽龍舟的鼓聲與馬拉松的腳步聲在河畔交織，與古代漕運的櫓聲遙相呼應，永定河早已超越了自然河流的屬性，一步步融入了人們的生活肌理。
河流的意義從不止于奔涌，更在于它如何讓土地生長出文明，讓城市在與自然的對話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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